农村人口越来越不愿意在城市落户？
据《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》，经时代周报记者计算，目前中国的Ⅰ型大城市包括西安、沈阳、哈尔滨、昆明、郑州、杭州、济南、青岛、大连和长春10个城市；Ⅱ型大城市则包括苏州、石家庄、厦门、太原等59个城市。
根据《任务》部署，2019年，Ⅱ型大城市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，Ⅰ型大城市则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，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。国家发改委解释，这里的“重点群体”指的是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、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、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口。
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一步。
“Ⅰ型和Ⅱ型大城市中，目前其实存在很多劳动力需求。因此，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尤其是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，一方面解除了农民工进入城区工作的顾虑，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这类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耀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。易鹏亦向时代周报记者补充解释道：“由于二三线城市产业支撑能力强、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充足，接下来会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。”
取得户籍的同时意味着购房需求的产生。此次《任务》将如何影响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房产市场？
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放松户籍制度利好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，但在Ⅰ型和Ⅱ型大城市内，影响程度不一。据许小乐分析，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，对于部分仍有社保缴纳年限的城市，其购房需求短期内可能会增加，比如厦门、长沙和苏州。而对石家庄、太原等经济基本面略差、人口吸引力不足的城市，则影响相对较弱。I型大城市中，济南、青岛、杭州等城市的楼市需求将迎来利好，而西安、郑州等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很低，“人口引进红利已经在2018年消耗掉一部分了，因此影响不大”。
需要明确的是，落户限制的进一步放开，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入。“全面取消户籍限制”的另一面，其实意味着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在增强。城市是否具备人口流入吸引力，最终取决于公共服务是否到位、就业岗位是否充足多样。
从2014年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14—2020年）》发布至今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。2018年，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9.58%。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同时显示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速正在放缓。
2016年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2015年提高1.25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.3%；2017年，前者提高1.17%，后者提高1.15%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。到了2018年，增速差距进一步加大，从2017年的0.02%提高到2018年的0.04%。
这意味着农村人口越来越不愿意在城市落户？
“不能这么判断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可能是某个城市的户籍‘含金量’低，农村人口权衡了就医、教育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后，相较于自己的土地收入，认为还是没有落户城市的必要。”易鹏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。
此外，李建民也认为，这一差距意味着城市户口的吸引力在减弱，放宽户籍限制的边际效益递减。“农业人口会综合考量就业、就医、子女上学等一系列因素，以衡量一个城市的户籍价值。
此外，落户后是否还能再次选择重新落户其他城市？这些都会被反复权衡。如果城市无法提供稳定的预期，农业人口一定不会采取落户这样具有长期影响的行为。”李建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。
《任务》的工作部署中，也提到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，要求城市从养老就医、教育资源供给、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，增加城市吸引力。同时，从交通一体化等方面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。
李建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形成都市圈是未来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趋势，50%—60%的人口将在这里聚集，应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。“例如无法在上海落户，但可以通过消除教育、医疗等方面壁垒，享受到上海的公共服务资源，那么在上海房价高企的情况下，人们会选择落户苏州等周边城市。这样一来，虽然上海无法放松落户限制，但实际上解除了户籍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绑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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